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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詩人與一段歷史的詩意相遇——趙曉夢長詩《釣魚城》的藝術表達

  文/蔣登科

  詩人趙曉夢用十多年的時間,廣泛收集資料、研究歷史,反覆修改、打磨文本,創作了一部長詩《釣魚城》。在浮躁風氣、應景寫作不斷蔓延於詩壇的時候,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創作姿態。這部嘗試獨特表現方式的作品,值得我們認真解讀,並由此打量和反思當下詩歌創作中存在的種種同質化、空殼化和粗製濫造現象。

  釣魚城是一塊位於重慶市合川區城郊嘉陵江南岸的高地,面積只有2.5平方公里,但在宋末元初的時候,這裏發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釣魚城居民藉助這塊彈丸之地,抵抗來自北方的侵入者,時間長達36年之久。其歷史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古代那場持續了36年之久的釣魚城之戰,是宋蒙(元)戰爭中強弱懸殊的生死決戰。成吉思汗之孫、蒙古帝國大汗蒙哥親率部隊攻城,但“雲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釣魚城堅不可摧。蒙哥派使者前去招降,使者被守將王堅斬殺,蒙軍前鋒總指揮汪德臣被飛石擊斃。1259年,蒙哥本人也在城下 “中飛矢而死”。於是,世界歷史在釣魚城轉了一個急彎,正在歐亞大陸所向披靡的蒙軍各部因爭奪可汗位置而發生內鬥,急速撤軍,全世界的戰局由此改寫。釣魚城因此被譽為“上帝折鞭處”,南宋也得以延續二十年。①

  釣魚城的精彩故事、歷史藴含,以及這段歷史和這場戰爭在合川、重慶乃至中國、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很高,影響也很大。最近幾年,隨着范家堰遺址②的考古發掘取得重大進展,很多曾經被掩埋在泥土之下、淡化在時間之中的歷史細節逐漸被披露,釣魚城進一步揭開了神祕的面紗,許多詩人、作家和歷史學家也將目光投注到釣魚城,推出了不少具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和研究成果。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新詩的讀者和研究者,我讀過很多描寫釣魚城的詩文,有舊體詩詞,也有新詩,還有小説、散文、賦等等,但在此之前沒有讀到過關於釣魚城的厚重的長詩。但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詩歌如果只有短詩,那肯定是不行的,有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情感主題是需要篇幅更長的作品來表達的。在以短詩為主體的中國古代詩歌中,有些作品的篇幅還是相對較長的,除了《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敍事性作品之外,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琵琶行》、蘇東坡的《赤壁懷古》等作品,相比於大多數四行、八行的詩篇來説,算是很長的了,而它們在中國詩歌發展中幾乎都是無可替代的。現代詩也一樣,如果沒有郭沫若、周作人、孫毓棠、聞一多、臧克家、艾青、杭約赫、唐湜、洛夫、葉維廉甚至郭小川、賀敬之、李瑛、岑琦和其他一些詩人的長詩作品,那麼,新詩的收成可能就要單薄不少。而且,對這些詩人來説,如果沒有創作出具有較大影響的長詩,他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可能就需要重新進行確定。

  在新時期以來,新詩發展出現了多元格局,短詩的成就自然不低,長詩也成為收穫豐碩的詩體之一。很多詩人通過關注歷史、現實,解剖自我人生經歷,抒寫着對我們這個民族、時代和人們的精神演變的感悟,抒寫着中國詩歌的精神與中華文脈的延續,記錄着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或重大或細小的變化、進步。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語境之下,趙曉夢和釣魚城以詩的方式相遇了!這種相遇是必然的。釣魚城和趙曉夢都屬於合川。釣魚城是合川文化的重要象徵,作為合川人的趙曉夢肯定無法迴避,甚至應該主動去關注;而釣魚城也正好需要一個熟悉合川歷史、文化,藝術造詣較高的詩人來梳理它的精神脈絡。從這個角度説,趙曉夢是創作釣魚城題材的詩歌最合適的人選之一。趙曉夢的《釣魚城》具有敍事詩的結構特徵,通過歷史故事、人物來設計全詩的結構和思路,但如果將其中的每一個詩章單獨拿出來看,似乎又都是以抒情為主的。可以説,敍事的演進是以歷史事件為線索的,而又是在詩人的驅動下展開的,最終所要表達的是詩人在打量歷史基礎上對歷史的重現和審視,更有詩人對歷史的重新發現和思考。

  這種相遇,使慣於創作抒情短詩的趙曉夢,開始了一次新的探索,也由此取得了新的收穫。在詩歌創作中,長詩寫作是一種探險甚至冒險,最終是否能夠在文本上取得成功,取決於很多因素。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讀長詩《釣魚城》在藝術探索上所體現出來的獨到特色。

  一、塊狀式的結構方式建構了作品的整一性

  對於篇幅較長的作品,結構的設置至關重要。當下詩壇上出現的有些長篇作品其實是由一些短章組成的。長詩創作的關鍵問題是內部的組合方式,也就是對結構方式需要特別考究。如果一首長詩僅僅是將一些相關的短詩組合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覺得像是堆積在一起的材料,缺乏氣韻的貫通。優秀的長詩應該是一座獨特的詩的“大廈”,必須要有整體的設計,尤其是結構上的設計,才能將零散的材料建構成一個整體,才能夠從樓底直達樓頂。長詩的結構有如一座“大廈”的框架和筋骨,是支撐“大廈”站立起來的決定性因素。不講究結構的長詩,很難在作品的整體性上體現出特色,也就很難成為優秀的長詩作品。

  《釣魚城》不只是將一些涉及到釣魚城的短詩隨意地、簡單地組合在一起,而是在結構上進行了精心設計。全詩由三章組成,每一章所寫的都是不同身份的人的自我回顧與心態演變,而每一章都選擇了三個人。第一章“被魚放大的瞳孔”寫的是攻城者的回憶與感悟,以蒙哥、出卑三、汪德臣三人之口出之。這一章在初稿和在《草堂》刊發的時候,題目都叫“我們的彌留之際”,“彌留”二字揭示了攻城者最終失敗的命運,但也存在表達不夠準確的問題,因為在詩中進行自我回顧和反思的時候,其中的一些人已經戰死,而不是“彌留”;而“放大的瞳孔”則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驚訝甚至震驚的心態,更符合説話者的身份;第二章“用石頭釣魚的城”寫的是守城者的經歷和心態,以餘玠、王堅、張鈺三人之口來表現,在這裏,“石頭”“釣魚”具有特殊的意味,詩人借用地名,將歷史事實進行了詩化處理;第三章“不能投降的投降”寫的是守城者與攻城者的最終和解,以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三人之口表達出來;這一部分在其他類似主題的作品中很難見到,增加了《釣魚城》這部長詩的人文底藴和悲壯風格。三個板塊之間既相對獨立,又具有密切的內在關聯,甚至還存在相互補充、相互證實的作用,無論是從史實還是從人物經歷、情感的變化看,幾個章節之間都有着內在的邏輯關係。而達成這種關聯的,是發生在釣魚城的一場特殊的戰爭。在戰爭中,至少存在攻防雙方,在最後又會面臨勝與負的結局,處於不同位置、處境的人肯定會有不同的心理、情感變化,而這些變化,只有當事人最能夠體會和把握。不同的人對戰爭的體驗和反思,才可能揭示戰爭的全貌和置身其中的人的心路歷程。

  在歷史長河中,36年並不算很長,甚至只是短短的一瞬間,但對於具體的人來説,尤其是對於置身戰爭中的人們,36年卻是漫長的。這36年的戰爭可能會發生很多轉換,包括攻防轉換、勝負轉換等等。而在這段歷史中,這三組不同身份的人物羣像是具有代表性的,任何戰爭都涉及到攻擊者、守衞者,同時都會涉及到戰爭的結局;在眾多的歷史人物中,詩人選擇的九個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代表不同的陣營,代表三個不同場景中的人物的命運,這些人物性格不同,經歷有異,在歷史上獲得的評價也不盡相同,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大體格局。換句話説,只有這三個方面的人物都涉及到了,而且都回到歷史中進行了重新體驗和反思,那麼詩人才算真正抓住了釣魚城之戰的本質。因此,這種結構方式雖然是詩人的發明,但它是詩人在認真研究歷史之後確定的,順應了詩人的對戰爭的思考和情感演變的邏輯。按照詩人的説法:“他們在起落的世道上,都曾有過大好前程,最後都被不堪命運葬送。”③趙曉夢恰好抓住了事件、命運轉換中的一些話題,又通過具體的人、事對這些話題進行了詳略得當、內外交融的書寫,通過代表性的人物經歷及內心變化,對釣魚城之戰的歷史地位、精神高度進行了詩意表達。詩人藉助人物之口對“命運”二字的詩意解剖,構成了全詩的核心話題之一,也是釣魚城之戰的題中之意。

  在這裏,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複述詩人書寫中的細節,只是想特別指出其中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建構這種結構的時候,“時間”是詩人最為關注的切入角度。長詩的三章九個部分的開頭一句都是“再給我一點時間”,也就是説,九個人都在祈禱時間的駐留,“再”字暗示我們,這些人物所説出的都是已經過去的經歷和情感,是對歷史的回顧。同時,“再”字也提示我們,這些訴説者在內心肯定有很多糾結、遺憾、不甘,如果時間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經歷、他們的人生選擇有可能會呈現出另外的樣子。恰如詩人自己所説:“時間是個好東西。時間能淹沒一切,也能呈現一切。”④歷史因為時間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生命因為時間而誕生、消失,人的價值因為時間而得到不同的評價。詩人選擇“時間”這個關鍵點,有其特殊的策劃,因為時間是非常殘酷的,對於具體的生命來説,它只有流逝,無法重新開始,九個人感受的命運、遺憾、痛苦自然也就沒有辦法換一種方式重新經歷一遍。從這個角度説,《釣魚城》所書寫的絕不只是那段歷史、那場戰爭,而是以此為出發點和聚合點,書寫了和歷史、現實、生命有關的多維度思考。

  時間和空間是相併而生的。敍述者都是以回顧的角度思考過往,因此,長詩在空間上並不拘泥於釣魚城這個小地方,甚至不拘泥於發生在釣魚城的這場戰爭,而是涉及到人類的歷史、文化和人的命運。只是所有的這一切都圍繞着釣魚城展開,最終又都落腳於釣魚城,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釣魚城更高的歷史地位和文化藴含,也使作品顯得視野開闊,既遵循了時間,也超越了時間,將古今歷史、文化、情感勾連在一起,最終表達的是詩人對歷史的思考,對生命的感悟。

  因此,塊狀式的結構方式既尊重了歷史,尊重了置身其中的人物的體驗,又建構了歷史和文本的整體性,使作品氣韻流暢,情感飽滿。在當下的諸多長詩中,《釣魚城》是經過精心設計而創作的詩篇,既注重細節又注重整體,使細節和整體實現了協調並進,最終成為了一個獨特、鮮活的詩歌文本。

  二、戲劇化手段強化了作品的內在張力

  戲劇化是現代詩歌的表現方式之一,它可以在文本的內在張力建構上發揮重要作用。在《釣魚城》中,詩人採取了人物直接出面,直接訴説事件和個人的內心體驗的方式,不同陣營、不同經歷的人物先後出場,合起來就勾勒出了釣魚城歷史的整體風貌,裏面有糾結、有衝突、有成功、有失敗、有遺憾、有無奈。放大了説,全詩就是一部重現歷史的戲劇,但它是一部具有特色“劇詩”,它首先是詩,不是為了表演,而是為了表達,只適合內心的傾訴,而不是複述歷史。這種表達方式,使全詩具有底藴、充滿矛盾、衝突、糾結,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一般詩歌作品的平淡、直白和線性抒寫。

  詩的戲劇化是一種主要來自西方的藝術方式,對中國新詩的發展影響甚大。袁可嘉對詩的戲劇化非常推崇,他説:“現代人的結構意識的重點則在想象邏輯,即認為只有詩情經過連續意象所得的演變的邏輯才是批評詩篇結構的標準,這不僅不表示現代詩人的貶棄意義,而且適足相反證明現代詩人如何在想象邏輯的指導下,集結表面不同而實際可能產生合力作用的種種經驗,使詩篇意義擴大,加深,增重。”⑤也就是説,詩人的想象邏輯、非線性邏輯不同於日常所見的敍事邏輯、線性邏輯,這樣就可以使詩的結構顯得更為獨特、豐富、飽滿。

  戲劇化的藝術效用之一,就是實現詩歌在表達上的客觀化。客觀化不是不注重感情的抒寫,更不是以敍事為核心,而是詩人借用他人之口、他人的行為和自身之外的存在,來曲折地、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取向和詩意判斷,從而避免詩歌抒寫的過度直白,避免情感的空洞性和理念化。

  在《釣魚城》中,戲劇化特徵首先表現為詩篇結構的獨特性。在1300多行的長詩中,沒有一行詩是通過詩人之口説出來的,全是藉助詩中人物的自述來體現。九個人物代表釣魚城之戰的不同方面,他們從自己的角度來回顧這場戰爭以及戰爭帶給他們的啓示,因為身份不同,他們對戰爭的判斷、對命運的思考也就有所不同,彷彿是通過藝術的方式重現了那場戰爭及其帶給不同人的感受和反思。詩人將不同的觀念以人物自敍的方式呈現出來,而不是以先入為主的理念為戰爭定性,一方面實現了表達上的客觀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多樣性。這種效果不是通過詩人的敍述來實現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豐富性和可信度。詩中所涉及的三組人物具有不同的立場,他們的體驗、觀點、心態充滿矛盾,詩人讓他們把各自的想法表達出來,讓矛盾在詩中得到解剖、分析,最終實現辨證的統一,成為完整的文本。而這個文本因為矛盾的不斷展開所形成的戲劇化效果,具有了廣度、厚度、深度和思辨性特徵,最終現實自身的豐富性。在這種表達中,詩人看起來是“旁觀者”“局外人”,但是,詩人其實是真正的“導演”,這些“戲劇”和場景、對話、行為等等的設計、演出都是詩人完成的,因此,詩篇最終表達的其實還是詩人對於歷史、現實和命運的感悟和思考。

  趙曉夢説:“我的書寫,不過是近到他們身旁,以他們的名義開口説話。讓我寬慰的是,作為當年戰場遺址的釣魚城至今保存較為完好,讓我的追述有了憑據。它龐大的身軀讓我相信,面對侵犯,反抗不過是出於本能;它一直矗立在那裏,從未變節。”⑥這其實就是詩人通過人物之口所要表達的主題,其中包括他對歷史的打量,對戰爭的反思,對生命和命運的感悟,當然也包括他對長詩創作的探索。

  戲劇化的表達方式使九個人物像是站在歷史的舞台上,穿越時間和空間,重新演繹那段久遠而複雜的歷史,作者和我們都只是在劇場裏欣賞、思考、體驗,每個人物都是立體的,每個事件都是獨特的,每種思考都和人物的身份相匹配,而且,他們以釣魚城的歷史為交點,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觀念都呈現出來了,而有些經歷、觀念是充滿矛盾的,於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相互對立、相互支持、相互補充的張力,從而使這段歷史在文本中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使作品具有了豐富的表現力,具有了值得反覆閲讀、思考的架構和內涵。

  三、對人物內心的解剖使作品血肉豐滿

  對於帶有敍事性特徵的詩篇來説,細節、人物、故事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作為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文學樣式,包括敍事詩在內的詩歌的最終旨歸還是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打量。在《釣魚城》中,趙曉夢通過人物的獨白、回顧、反思、追尋等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使他們形象豐滿,個性突出。詩中涉及到的不同人物在性格上存在很大差異,即使是同一個人物,在面對不同場景的時候,性格、心態也體現出多樣性。而多個個性突出的人物,就把歷史上的那場戰爭以及通過戰爭而折射的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有效地表達出來了。真正的文學都是關涉人的,而在書寫人物的時候,對人的內心世界、精神境界的發掘是文學的核心內容。詩歌更是如此。如果詩歌沒有精神的支撐,沒有心靈的表達,最終就可能成為平庸的文字組合,自然也就無法進入讀者的內心。

  全詩涉及三組九個人物。每個人物的處境、目標、心態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戰爭之後,他們的自我回顧、自我審視、自我判斷、自我解剖也是不一樣的。言為心聲,詩人沒有對這些人物進行主觀評價,而是通過人物的自述,藉助他們自己的言語,傾訴他們自己的內心。

  蒙哥、出卑三和總指揮汪德臣是攻城者的代表。蒙哥是入侵者的頭領,也是一個雄心勃勃、充滿自負的人。在彌留之際,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回顧了他的宏大目標,但是他最終還是失敗了,於是以他為中心的攻城者在內心充滿了痛苦、仇恨、掙扎和不甘。蒙哥曾經對自己充滿自信,而且對南宋的狀況非常瞭解,看到了南宋的腐敗、軟弱和不堪一擊,面對這種對手,他們本來以為勢在必得:“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我的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聲中,/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氣來。”而恰好是這種目空一切的性格將他推向了失敗的命運,最終折戟釣魚城,客死他鄉:“氣吞山河的絕望,/在獅子山的汗帳長出苔蘚。”“被石頭暫停的時間,生命進入倒計時。/一個異鄉人即使有鷹的名字,/在垂直陽光的噩夢裏,/也走不出魚身黑暗的沼澤地。”通過對自己從夢想、戰爭、豪邁最終走向失敗的反思,蒙哥的勇猛、自負的個性被揭示得淋漓盡致,也通過他,揭示了北方入侵者所潛在的問題,揭示了南宋王朝的羸弱,當然,也由此書寫出釣魚城守衞者的智慧和勇敢。

  餘玠、王堅、張鈺是釣魚城守衞者的代表,面對入侵者,他們肩負重任,敢於擔當,鎮定自若,充滿了戰死沙場的勇氣與豪氣。“白衣書生”餘玠對當時的國家現狀感受甚深,他知道南宋的衰敗,但作為守將,他依然要守護在釣魚城。堅強的他雖然不得不面臨現實與人生的無奈:“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在這油盡燈枯/的黃昏,舌尖的烏雲下面,/是山風無法辯解的判詞。”但他內心始終是堅定的,將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用石頭釣魚,用石頭的城釣魚,/故國三千里的繁華雖不見得能還原,/但後世的墓碑將會確認,我能釣出/歷史和世道人心的斷簡殘章。”這種豪邁之氣或許正是“釣魚城之戰”能夠持續36年的精神動力。王堅是合州的知州,也是釣魚城的守城主將:“我不是一個會看面相和風水的人,/我只是一個用石頭釣魚的守城人。”在對付來犯者方面,他是一個擁有策略的人,但是,他的內心也有鬱悶、憂憤,“渾濁的酒杯裝不下幾多愁。/江風一吹,/魚的腥味又在到處流竄。”他明白,這種類似“持久戰”的守衞方式,將會面臨多少艱難,尤其是在南宋王朝處於江河日下的狀態的時候。張珏是一個充滿悲涼人生的人物,“從釣魚者到被釣者”,他有過自豪,也有過落寞,經歷了太多的煎熬。他的人生、心態也因此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成為魚的第七百三十天,黃昏時分,/一位故人像烏鴉從趙老庵前飛過,/在我枯朽的身體刺出無法證明的傷痛。/那些牽掛的人和事都在風中走遠,/都在掌心嚥氣。釣魚城的月亮還在,/釣魚的人和石頭已被解散。”經歷了成功,最終又面臨失敗,這種人生的落差在張珏的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命運的無常、人生的悲涼也由此而生。

  長詩的第三章是最令人糾結的,“不能投降的投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輝三個人的最終選擇也是最艱難的。王立本來是一個守土若命的人,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南宋大勢已去,而且,蒙哥留下了最後的札撒:“不諱以後,若克此城,當盡屠之”。面對這樣的處境,究竟是繼續堅守,還是打開堅守了36年的城門“投降”,成為考驗守衞者的嚴峻課題。在家國失守、民眾面臨災禍的十字路口,他感覺人生恰如一場夢,“夢裏沒有鏡子,/看不清紅顏是否薄命,只有一雙/證明身份的皮靴藏着驚人祕密,/釣魚城的薄霧濃愁和我想要的/氣節名聲,全都在靴底收起生平。/一城人低於糧食和水的緊迫現實,/足以打開英雄氣短的城門,足以/逶迤羣山的道德良心,直指人/虛偽、貪婪、自私的軟肋。”他最終做出了打開城門“投降”的決定,面對人民,這個決定不是失敗,而是更高層次的成功,他沒有顧及個人的“名節”,更多地考慮的是釣魚城居民的生命:“後世的非議,我已經無暇顧及!”他的形象因此而高大起來:“王立敞開了‘審勢’的心靈打鬥,人格在打鬥中從‘忠君’昇華到了‘愛民’,從小我昇華到了大我。”⑦熊耳夫人、西川軍統帥李德輝理解、支持王立的決定,無論當時和後來的人們怎樣評價這個選擇,但在詩人那裏,他們都是有大義、有大愛的人。可以説,這是詩人從釣魚城之戰的歷史中獲得的最有價值的發現之一。

  詩人塑造這些人物的方式很獨特,就是讓他們自己説出自己的感受。這九個人物獨特的個性、豐富的情感以及心靈的種種變化,復原了釣魚城歷史的複雜,甚至涉及到當時整個國家的狀況。這是一種以個案觀照整體、以細小涵蓋宏大的藝術策略。詩人為了實現這種具有詩學價值的書寫,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研究歷史。“戰爭曠日持久,累及蒼生。我的寫作曠日持久,鬍鬚飄飛。不斷重頭再來的沮喪,在我和他們身上擰出水來。直到清晨的淋浴噴頭,將夜晚的疲憊洗去;直到一個人的模樣突然眉目清晰,將所有的喧譁收納,將所有的名字抹去。我忽然意識到,釣魚城再大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只有一個人居住,他們再忙也不過只幹了一件用石頭釣魚的事。”⑧對歷史進行全方位考察和深度研究,對錶達方式進行不斷嘗試,詩人最終將生活在現代的自己放進了歷史中,和古人交流、對話,讓他們開口,於是才有了這座“一個人的城”,這座城就是長詩《釣魚城》!

  四、語言的提煉與詩化是作品成功的關鍵

  對於優秀的文學作品來説,獨特的結構是作品的骨骼,個性化的表達方式是作品的經絡,精彩的細節、故事以及豐滿的人物形象是作品的血肉,而獨到的語言方式則是作品的質地,只有這些方面實現了完美、協調的融合,詩人、作家才能創作出鮮活的、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尤其是在詩歌創作中,即使其他文本因素都具備了,但如果在語言建構上沒有特色,缺乏個性,照樣無法寫出優秀的作品來。有人主張詩到語言為止。這個觀點有點偏激,但是,語言在詩歌創作中的重要性卻是不能否定的。

  無論是抒情詩,還是敍事詩,或者其他類型的詩,語言的個性化最能體現詩人的才氣和智慧,也最能看出詩人的文本建構能力。趙曉夢的抒情詩在語言建構方面具有自己的特點,長詩《釣魚城》也是如此。

  詩人注重在語言的詩意建構上用力,通過想象、變形、跳躍、戲劇化、打破常規語法等方式將日常語言進行陌生化處理,使日常語言超越它本來所具有的情感、思想承載能力,而表達出更為豐富的內涵。《釣魚城》具有一定的故事性,但是在涉及故事的時候,作者的書寫總是儘量簡化,通過以少勝多的方式,抓住故事中具有詩意的細節、片段,來勾勒故事的輪廓,更多的時候,他是通過人物的自述,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作者儘量避免使用敍事性的語言,更多地是使用了詩化的表達方式,在空間的拓展上實現了對故事本身的超越。詩中的九個人物,每一個都有非常豐富的經歷,如果要通過敍述故事的方式來表達,肯定不是1300行作品可以完成的。詩人只是抓住了對人物影響最大的一些片段,引發他們對內心世界的剖白。蒙哥對歷史的回顧,對強大軍隊的讚美,對遼闊地域的自豪,是通過下面這樣的詩行表達出來的:

  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

  我的祖先和兄弟打馬走在風聲中,

  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

  氣來。沒有哪面城牆能阻擋鐵騎

  揚起的沙塵暴,

  也克蒙古兀魯思的寬大外衣,

  抹去部落認同感。生死寬敞的大地,

  丈量不出斡耳朵的遼闊疆域。

  珍珠瑪瑙在孛兒只斤的庫房堆出

  灰塵,高原上的哈拉和林,

  張口就是世界方言。

  詩人並沒有通過大量的篇幅來説敍述蒙哥的祖先有多強大,而是説“天下再大,不過是馬蹄的一陣風”,而且“黃金家族的名號,壓得烏雲喘不過氣來”,揭示了當年蒙哥部族的強大勇猛;“高原上的哈拉和林,張口就是世界方言”,寫出了當時的部族之廣闊、富庶和具有號召力。短短几個詩行所表達的內容,如果要“翻譯”成故事,可以寫出長篇小説;而且,在這些跳躍的文字之間,還藴含着蒙哥內心的自豪甚至自負,這是單純的故事所難以表達的。

  在建構語言的詩意特徵的時候,趙曉夢善於把握分寸,在“度”的處理上見出工夫,注重語言方式與詩的內涵之間的特殊關係,盡力避免玩弄語言、空殼化等現象。《釣魚城》在語言處理上的基本的特點是遵循詩歌語言的一般規則。但是,和一般的可以平鋪直敍的長詩相比,這部長詩在語言處理上存在很大的挑戰,因為每一個部分都是通過人物之口表達出來的,而每個人物的個性、心態存在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必須通過語言的選擇、提煉揭示出來。如果每個人物的語言風格都是一樣的,那麼這部長詩肯定難以成功。在具體的寫作中,詩人對不同人物的話語方式、不同語境下的語言風格等,都進行了認真推敲、打磨,既使語言符合人物身份,又通過不同人物的語言創造了文本的豐富性、多樣性。

  保持原樣的皮袍,總在清晨與黃昏

  伸出手腳,縮短説話的距離,

  佔領淚水流乾的心房。草原上的

  月亮還在,地上的人已不見。

  這是出卑三對蒙哥的懷念,顯然帶着女性的柔情。詩人建構的場景是屬於蒙哥的,使用的意象也和蒙哥有關,而這一切肯定都深深地刻印在出卑三的生活甚至生命裏。這些代表了雄渾、粗獷意象的詩行,卻有一種柔情融合其間,和出卑三的身份、心態達成了和諧。

  這些後院的心事哪怕慘白了月光,

  也只會是酒入愁腸好夢留人睡,再多

  相思的淚也得忍顧人前碎語人後閒言。

  方寸天空中飛過的那些鳥羣,

  我只關心大雁,對對成行指證方向。

  這是熊耳夫人的內心獨白。她一個人流落他鄉,但最終還是獨守空房,“相思的淚”只有悄悄地流淌。她想念家鄉,“天蒼茫地無霜,移不動窗格上小塊月光”,其中有孤獨,有無奈,有迷茫,訴説了一個執着的女性的閨怨。這種淡然而又深入骨髓的閨怨之情,正好和熊耳夫人的處境與心態達成了一致。

  可以説,《釣魚城》中的每一個詩行,每一個詩節,甚至每一個意象的選擇、每一個詞語的推敲和確定,在語言建構上都體現出了獨特的藝術個性。趙曉夢在詩歌語言的建構上具有相當強的創新能力,他通過對語言的內在化處理,通過主觀情感的加入,使普通的語言具有了濃郁的詩意,尤其是使內涵單一、明晰的語言獲得了表現力上的增殖,獲得了內涵上的多重意味,建構了詩篇含蓄藴藉的藝術張力,使這部長詩具有了耐讀的文本特徵。

  《釣魚城》是歷史題材的長詩。在這類詩中,對歷史的深入瞭解和對歷史關係的全面梳理,打通曆史與現實的關聯,是其得以成立的基石。趙曉夢的《釣魚城》對歷史的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注重歷史的真實性,又考慮到歷史時期雙方的特殊位置,同時考慮到了這種關係的現代發展,在分寸掌握上具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作者的這種分寸感,使作品既書寫了歷史真實,又和現代國家、民族的發展方向相一致,使作品既具有歷史的深度、文化的厚度,又具有現代的氣度。吉狄馬加對此進行過這樣的評價:“關注歷史,並能對歷史事件下苦工夫的詩人才有可能成為大詩人,而展示和鐫刻歷史的磅礴和壯麗時,詩人的襟懷也被拓寬,儘管趙曉夢儘量在還原歷史,但依然能夠感受到他起伏的情感和壯闊的心靈。整首詩是一條滔滔東去的大河,更是展示詩人的心靈史。洶湧時是他的情感在釋放,低緩時是他的思想在凝聚和結晶,而更多的時候出現的沉鬱和細細的憂傷是他對人類的悲憫心在嗚咽和瀰漫。”⑨詩人通過對歷史的審思打量生命和命運,思考時間與空間,使《釣魚城》成為當下長詩創作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文本之一。這些特點在作品中並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詩人經過認真思考、反覆推敲並進行綜合考慮之後所獲得的。雖然歷史事實擺在那裏,但怎樣表達、表達什麼,最終還是由詩人來決定。換句話説,《釣魚城》這部長詩所體現的是趙曉夢的發現、創造,也是趙曉夢的歷史觀、文化觀、人生觀、詩歌觀。這首長詩使我們感覺到趙曉夢在詩歌創作上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在把握大題材、處理大主題、建構大篇章、創作大文本等方面都獲得了新的收穫。對於詩人來説,這種提升在藝術上是一種經歷了長期積累、探索之後的飛躍,也是他進一步探索的基石。

  2019年4月2日-8月15日,斷斷續續草於重慶之北

 

  ①呂進:《堅守釣魚城——趙曉夢長詩<釣魚城>讀後》,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9頁。

  ②范家堰遺址位於重慶合川釣魚城山腰。通過第一期的考古發掘,專家發現了當時的合州州治衙署佈局,是目前中國出土的高規格南宋時期衙署遺址,位於釣魚城山的背面,在整個釣魚城的防禦體系中易守難攻,被評為“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③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6頁。

  ④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97頁。

  ⑤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技術諸平面的透視》,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5月18日。

  ⑥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6頁。

  ⑦呂進:《堅守釣魚城——趙曉夢長詩<釣魚城>讀後》,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1頁。

  ⑧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後記》,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132頁。

  ⑨吉狄馬加:《勁健與悲慨:<釣魚城>長詩的境界與魅力》,見趙曉夢《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2頁。

  作者簡介:蔣登科,四川巴中恩陽人,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富布萊特訪問學者,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副社長,兼任重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重慶市北碚區作家協會主席。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長期從事期刊、圖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系重慶市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學術帶頭人。出版新詩研究著作近20種,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教育部及省部級項目多項,多次獲得重慶市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重慶文學獎、重慶藝術獎等獎項。

編輯: 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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